唐朝“天可汗”制度兴衰：边疆各族推举的政治盟主之二
三、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天可汗制度始于大唐武功鼎盛之太宗时期，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之后名实俱亡，凡一百三十七年(罗香林语)，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期间完全主宰了唐的对外关系，其兴衰则于大唐的国力紧密相连，抚今追昔，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1、 太宗时代：天可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网上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乃至日后的五代十国之变局，肇因于唐太宗迷恋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弃中原之根本导致中央弱而地方强引起，甚至天可汗的称号也被说成是太宗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表现，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初唐时的国际形势和典章制度缺乏了解之故。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这就是为何武德年间李世民身为天策上将兼十二卫大将军，名义上已掌握了全国的兵权，而宫廷斗争中却一直处于下风的原因。只因他虽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但在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下非战时奉皇命不能调发，承平时期根本无兵可调。而太宗时期，府兵制一直都运行良好，在这种制度下将领根本不可能坐大，更别说什么中央弱地方强了。节度使是在睿宗时才成为固定官职，玄宗时始完成确立节度使制度的，故此有人说唐衰亡的根源就在于府兵制的破坏(当然这种说法也比较偏激)。而天可汗制度的建立，也是迫于唐初国际形势恶劣非加强武备不可，而太宗却不欲在军事方面开支过度，是以想出这样以夷制夷互相牵制权力平衡的办法。
先看一下大唐开国之初的国际形势，可说是相当严峻，历经隋末战乱，百业凋敝，全国人口仅剩下1000多万，就连小国高昌，也敢阻服王化。北方有强盛的突厥，号称控弦百万，盛极一时，之后薛延陀，回纥，此起彼落，强邻始终在侧，西南吐蕃勃兴，西北有高昌吐谷浑，东部有高丽衅边。以上每个国家能够动员的军队都不下数十万。而在贞观年间，全国府兵总数也不过六十万(见《唐会要》)，而同时上番宿卫不超过十万人(即全国常备兵力，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李世民经玄武之变，更需时间和智慧度过瓶颈期，内有庐江王李瑗，罗艺等叛乱，山东故太子势力也蠢蠢欲动，贞观元年旱灾，二年蝗灾，三年水灾，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生存环境之恶劣，较两宋不遑多让。其中以东突厥为患尤烈，李世民初登基即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被迫签订渭水之盟，可见边患之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故此，好容易到了贞观四年风调雨顺，即出兵灭掉东突厥，从发兵到回朝前后不足3个月，曾盛极一时的东突厥就此灰飞烟灭。然而，如何处理突厥部众，如何对待新兴的薛延陀回纥等势力，又成了难题。
因大唐国家初立，百废待兴，一切从简，官吏精简到只剩600多人，又因天灾频频，经常减免赋税让利于民，长安城后期的后勤已经十分依赖漕运，但太宗时代根本不成问题，便是本着节约为上的原则，一切开支能省则省。现在国境线凭空多出那么长，如果按照传统的修长城遣兵士戍边的方法，中原的劳动力本就不足，后勤供应更要增添许多花费。故此思前想后，干脆不修长城，而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建立起天可汗制度，规定各部落的大致疆界，要求他们各守疆界不得相互侵略，否则唐将组成天可汗联军予以惩罚，这样弱小藩国可以借唐的声威得以维持，唐可以利用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来相互牵制，也可以防止由于兼并而产生新的强大势力，即使要出兵，也可以利用各藩国的共同力量，减少不少军事开支和人员伤亡，可谓一举数得。
故此，初唐时期在边境陈兵并不多，而是散布监听站于番境，一旦有警立即驰告中央，再由中央做出反应，或征或抚。“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少粮费，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 初唐时建立的军事国家化的府兵，则以内敛形式集中以拱卫首都及中央，各地要塞镇戍警方体系，也由府兵轮调，建制上实无地方兵团。地方有变，则由警方体系先行防御，中央派军驰援作战，戎平即还，府兵虽属军府统领，但又同时隶属于州县，军府不得自行征调，调兵须有皇命，地方上不见命令不发兵，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结党和割据。这样唯一的缺点是不利于应急，太宗于是从两方面加以弥补，政治上以德抚之，边境要员选择德才兼备处事灵活的，严禁擅起边衅侵凌小国的，贞观朝的边将如李世绩李大亮都是名将良吏。军事上勤修武备，贵精不贵多，中央军向不轻出，一旦出兵务求一击即中，威慑四方，所以边境虽然没大量驻兵但也没几个敢轻易惹唐的。如松赞干布曾以20万兵力攻松州，虽然地方不敌告急，但一旦唐中央出兵，虽然只得5万人，大军未至前锋已夜袭吐蕃大营斩首千余而还，吐蕃因此老实了数十年。如此恩威并用，德刑并举，建立起东亚地区的天可汗轴心体系。唐朝由此成为中原大一统王朝之中第一个不修长城而依然武功鼎盛的帝国。
这时唐高宗刚刚登基，朝内与边疆都产生了一些麻烦。这是君王更替的附属产物，因新君初立，君权尚欠巩固。永徽四年(653年)处置了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谋反(有说这个主要归功于长孙无忌)，永徽六年立武氏为后，次年即显庆元年(656年)改立李弘为太子。此时长孙无忌已然失势，内政基本稳定，遂于显庆二年(657年)以苏定方为主帅大举用兵西突厥，生擒沙钵罗可汗贺鲁献俘昭陵，并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西突厥灭亡。显庆三年(658年)五月，高宗重设安西四镇。
西突厥的灭亡，为稳定西域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来依附西突厥的小国纷纷归降大唐。显庆三年(658年)石国曹国等昭武九姓(今俄国、土耳其及阿富汗东北部)内附，唐高宗下诏以其地置州县府一百二十七个。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再派大将军郑仁泰带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三战三捷追奔百余里，斩其酋长而归。龙朔元年(661年) 吐火罗、哒、罽宾、波斯等西域十六国(今中亚细亚至伊朗一带)内附，高宗下诏以其地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龙朔二年(662年)铁勒九姓叛变，高宗派薛仁贵出兵天山，薛仁贵三箭射杀三人，余部下马投降，薛仁贵率军渡碛北，生擒叶护兄弟三人，胜利而归。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漠北悉平。
昭武九姓及西域十六国的内附，标志着天可汗体系的进一步扩张。罗香林有云：天可汗制度存在一百三十七年，其中以贞观四年至显庆年间，最为荣耀。李治无疑应记一功。
灭高丽：显庆五年(660年)，利用百济入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之机，高宗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总管，讨伐百济。八月，义兹隆及诸城主皆降。分百济为五部三十七郡，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又把百济划入大唐疆域。
乾封元年(666年) ，高宗又以李勣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经两年苦战，于总章元年(668年)，终破高丽，分高丽为五部，置九都督府，设安东都督府于平壤，以右威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纵兵两万以镇抚之。其间白江口海战，为中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唐军以少胜多完胜倭寇，此后日本完全折服于大唐国威之下，掀起从政治制度、文化生活到宗教哲学全盘仿效大唐的风潮。《大宝律令》便是模仿唐律所制，日本天皇亦曾取贞观等作为年号，以致后世引起混淆。比如唐贞观年间未曾铸钱，传世的“贞观通宝”其实是日本所铸。
高丽的覆灭和安东都护府的成立，使大唐帝国发展成东有高丽，西尽波斯，北至西伯利亚，南至林邑(越南)的疆域广大、多民族融合的强盛大国。唐朝疆域，此时达到了极盛。
战吐蕃：然而唐征服四方，却在西南边陲遇到劲敌，即是新兴的吐蕃。时松赞干布已死，宰相禄东赞独揽大权，不忿吐谷浑内附唐朝，发兵攻打尽覆其国。唐廷调解未果，双方从此交恶。高宗于是任命薛仁贵为主帅进攻吐蕃并援送吐谷浑还故地。此役，唐军出动10余万人，欲长驱直入，一举击败吐蕃。薛仁贵深知吐蕃军兵多将广，且以逸待劳，唐军须速战速决，方能取胜。故留郭待封率2万人守护辎重、粮草，令其于大非岭上凭险置栅，构筑工事，自己亲率主力，轻装奔袭，大败吐蕃，薛仁贵乘胜进占乌海城，以待后援。但郭待封自恃名将郭孝恪之后，不服薛仁贵管制，擅自率后队继进，又未能及时与主帅会合。吐蕃军抓住战机，以20余万之众邀击其部，郭待封不能抵敌，辎重、粮草尽失。薛仁贵被迫退保大非川。吐蕃军遂在号称“吐蕃战神”的钦陵指挥下，以40余万大军逼唐军决战。薛仁贵无险可据，更无粮草供应军需，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大非川一战，是唐朝开国以来对外作战中最大的一次失败，由于将帅失和，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吐蕃从此信心爆棚，频频寇边。战后，吐蕃再发兵攻陷西域十八羁縻州，又联合于阗攻陷龟兹，唐廷被迫罢安西四镇，直至调露元年(679年)，裴行俭平定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后，王方翼筑碎叶城以代焉耆，才重置四镇。
仪凤二年(677年)，高宗李治鉴于来自吐蕃的威胁，颁发《举猛士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勇士，选择臂力过人、弓马娴熟的军事人才编入新军，以便进行军事反攻，很快组建了一支精锐之旅。这时在高丽战争中表现出色深受高宗信任的刘仁轨(即白江口海战的指挥者)，因与中书令李敬玄有隙，故意推荐李敬玄取代自己做征吐蕃的主帅。李敬玄本为文官，怯懦畏战，按兵不动，以图自保，致使部下刘审礼兵败被俘。吐蕃在名将钦陵指挥下，以绝对优势兵力再困李敬玄于死地，幸得黑齿常之率500名敢死士乘夜偷袭吐蕃兵营，李敬玄始逃出生天，但已损兵过半。其时，应猛士诏在军中的娄师德奉命收集散亡将士，唐军复振，旋又奉命前往吐蕃，双方谈和。由此吐蕃数年不再犯边，黑齿常之和娄师德也从此成为抵御吐蕃的著名将领。
青海之战后，高宗采纳太学生魏元忠的安边三策，不再采取从青海长驱直入吐蕃的战略;但也并未采用秦汉以来常用的修筑长城，分兵把口，进行防堵的办法，而是屯田备边，依托一系列坚固据点——军镇，相对集中兵力，实行机动防御，并伺机反攻，逐步扩大控制区域。(吐蕃曾依样画葫芦，也学着屯田，被黑齿常之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西域有王方翼坐镇，河陇有黑齿常之捍边，保卫了大唐边境的安宁。青海之战，也标志着唐的对外国策，由进攻转为防御，虽然大唐国力依然鼎盛，兵锋依然强悍，但在吐蕃强有力的挑战之下，以往诸蕃眼中战无不胜的唐军神话已经破灭，西域、漠北，各不甘臣服大唐的势力都在蠢蠢欲动，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可汗制度正面临着危机。
贞观二十年，唐灭薛延陀，回纥和铁勒诸部内附，修参天可汗道，是为天可汗制度的完善和第一次扩张。薛延陀是东突厥灭后的新兴势力，一向桀骜不驯，不服唐制。先有不听唐号令擅攻突厥余部一事，太宗遣李世绩败之，并当面告诫。后贞观十九年太宗东征高丽，薛延陀又出兵骚扰唐界，还遣使来见太宗探听虚实，太宗知其不臣，为免薛延陀坐大成为大唐之患，回师之后即命回纥诸部统大军攻薛延陀，唐发兵以应和，此战以唐将李世绩为统帅，之后回纥和铁勒诸部正式内附，并在回纥酋长的请求下修建参天可汗道，加强唐帝国与诸藩的联系，这是天可汗体系的第一次扩张，唐帝国的疆域也由此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地区。
2、高宗时代：天可汗体系的再度扩张
唐高宗大约是历史上被矮化得最厉害的一个君主。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男人的尴尬，老爸是千年仅出的大帝，老婆是千年仅出的女帝，任何人撞了这样的大彩可能都会变成什么也不是。于是，人们普遍认为高宗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完全毫无才能毫无建树，事实是否如此呢?看看高宗时的名将：安西都护裴行俭，就是著名的反武人士，武则天被册立为后他公开说国家祸乱，自此而始，但高宗一朝都颇受重用，被赞为“卿文武兼资，故授卿(文武)二职”，为安定西域做出很大贡献。而裴行俭正是灭百济、西突厥的主将苏定方的唯一爱徒，以为当今之世，唯裴行俭可传其兵法，二人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苏定方贞观年间随李靖出征东突厥崭露头角，但大显身手却是在高宗时期。以武后对政敌的凌厉手法，是不可能重用裴苏二人的，这从她亲政之后把裴行俭的兵书没收泄愤可见一斑(时裴行俭已经去世)。此外，高宗朝屡屡击败西突厥的名将王方翼，更是废皇后王氏的堂兄，高宗去世后立刻被贬死于流放途中，可见高宗朝前期对外战争的胜利，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高宗本人。他在提拔将领、开疆拓土方面是值得称道的(武后没理由重用自己的政敌)，唐王朝的疆域，亦是在高宗的手里，达到了极盛。
查武后摄政事，通鉴上有如下条目：显庆五年(660年)： 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长孙无忌死于同年七月)。
“或”字，就表明还不是什么事都委之天后，只是有时让天后办事。所谓“处事皆称旨”说明了天后并不擅权，办了事都向他汇报，并得到了他的认可。一个“始”字还表明以前从来没有让她处理过政事，最后决策都是高宗自己。
接着有高宗认为武后干政有意废后，招上官仪密谋不果，武后权势进一步增强，始有麟德元年(664年)事：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然上元元年(674年)，有天后上书建言十二事，如劝农商、息兵、广言路、习《老子》等，帝“皆下诏略施行之”，可见天后建议必须通过唐高宗的同意才能施行，“略施行之”，证明不是完全采纳，尤其是息兵，具体讲就是高丽战争，高宗一定要打，至此天后才能上表劝谏。可见麟德元年之后武后并未能完全把持朝政。
时至上元二年(675年)高宗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说明高宗病情加重，已不能管理朝政，欲委之天后受大臣劝谏不果，遂于令太子李弘、李贤监国。武后于是连杀二子，高宗不能制。12永淳元年(682年)让太子显监国，此时已可认为高宗长期病重大权已然旁落。
故此，我认为显德五年不应视为武后把持朝政政由己出的标志，而是此后武后干政的程度逐渐加强，上元二年至永淳元年后基本可视为武后实际执政时代了。之前对外战争的胜败，则应由李治负责，包括对西突厥及高丽的胜利，以及对吐蕃的失利。
高宗朝的对外关系，概括起来分三类：1)灭西突厥，天可汗体系进一步扩张 2)灭高丽，大唐疆域此时达到极盛 3) 对吐蕃战争失利，大非川一战破除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灭西突厥：太宗时代，已基本完成对西突厥的分化和包围工作，李靖平吐谷浑，侯君集灭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遂立安西四镇，这是大唐经营西域的开始。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以称臣内附的突厥人阿史那贺鲁为左卫将军、瑶池都督，令其招讨尚未服唐的西突厥各部。贺鲁击破西突厥首领乙毗射匮可汗，西突厥十姓诸部皆来归附，遂拥兵数十万，势力逐渐坐大。时太宗已去世，贺鲁遂自号沙钵罗可汗，起兵叛唐，安西四镇失守，并发兵攻唐庭州，时为永徽二年(651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