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1949年和平起义，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弟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首都北京如期举行。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武装还盘踞在我国西南的广大区域，妄图进行困兽反击。

他命令胡宗南、宋希濂还有罗广文等人，集结军队在川陕边和川、鄂，湘边，进行着最后的挣扎。

高举义旗，主动起义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焦躁不安，搭乘飞机从台湾返回了重庆。

他召集了罗广文等高级将领，决定以第七编练司令部为主，组成国军的第十五军团，由罗广文担任司令员。

尽管罗广文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可军令如山，莫敢不从。

他向部下下达了“确保重庆，保卫四川”的最高指令，亲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贵州桐梓，准备仰仗娄山关天险，阻挠解放军自贵州入川。

当年的11月初，第二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18兵团，接到了进军大西南的命令。

蒋介石深知重庆危在旦夕，马上给正在娄山关一带的罗广文致电，要求他向南川一带开拔，竭力阻击解放军进入重庆。

然而，等他姗姗来迟之际，解放军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第十五军团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俘虏了它5000多人。

此一役，令蒋介石对罗广文大失所望。

他直接将罗广文这个第十五军团司令的位置交到了杨森的手上，罗广文可谓是越想越气，明明都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行事，何况，第十五军团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怎能拱手让人？

同时，新中国也开始试着与罗广文接触。

此前，跟随傅作义起义的陈济生与罗广文曾在同一部队任职，且与罗广文的亲信贾应华关系匪浅。

故而，中央派他先去与贾应华接触，再劝说罗广文和平起义。

陈济生来到四川后，毫无意外地见到了贾应华。

原本贾应华对他十分客气，然而，当陈济生提及劝他投降的消息时，他却面露不悦。

在陈济生的追问下，贾应华终于道出了自己和一众国民党将领内心的疙瘩。

原来，他们听说，傅作义将军起义后遭到了囚禁。

一听贾应华这话，陈济生当即笑了起来。

他向贾应华解释道：“这些捕风捉影的宣传，根本就是蒋介石欺骗你们的。傅作义将军现在在北京好好的。”

一听这话，贾应华的态度便缓和了下来。

陈济生见状趁热打铁，给罗广文写了封亲笔信，让贾应华代为转交。

在信中，陈济生讲事实、摆道理，先是给罗广文说了国民党为何打不过共产党；又告诉他，国民党已然是秋后的蚂蚱，不如趁早另做打算。

对罗广文而言，一面是老蒋的不信任；一面则是康庄大道，他在最后的关头，做了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当年12月21日，罗广文接到胡宗南的命令，要求他向东突围，再转向毕节，而后去往云南边境。

这明摆着就是让罗广文当炮灰，好给胡宗南在西康的部队以喘息之机。

罗广文先是假意应允，接着命令贾应华和张荣宪去郸县，联络陈克非第20兵团一致行动，准备起义。

此时，邓锡侯又给罗广文发来了电报，告诉他，国民党败势已显，人尽皆知，应速速起义。

就这样，罗广文与二野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在12月25日，带着第十五兵团的2.2万人，于川西安德起义，通电全国。

罗广文的到来，受到了邓小平与贺龙的热烈欢迎，也为下一步的成都解放清除了障碍。

信仰坚定，矢志不渝

罗广文愿意改旗易帜，除了看见了我党的光明和陈济生与邓锡侯等人的劝说外，他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弟弟，也是功不可没。

罗广斌是罗广文的胞弟，他识文断字，性格细腻，又斗志昂扬，浑身充满了反抗压迫的精神。

抗战期间，罗广斌跟随家人，来到了成都，就读于建国中学。

当时他非常痴迷尤利巴基的作品《秋天里的春天》，一颗爱情的种子，在他心里慢慢萌芽。

终于，在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一生挚爱——牟学莲。

罗广斌兴冲冲地把牟学莲带到了爸妈的面前，结果却遭到了二老的竭力反对。

原因在于罗家乃名门望族，此时罗家的大儿子早已从黄埔军校毕业，当上了18军的中将军长。可牟学莲家一贫如洗，怎能配得上这豪贵之家？

为此，罗广斌感到十分痛苦，将这份无奈告诉了老师马识途。

马识途劝他道：“追求爱情是每个人的权利，不应该受家庭的束缚。”

在马老师的教诲下，罗广斌只觉得豁然开朗，决心与家庭决裂，跟随马识途前往西南联大就读。

在这里，罗广斌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也结识了一批爱国志士，江竹筠和刘国志正是其中之一。

罗广斌在他们的介绍下对共产党产生了无尽的向往，并在1948年如愿地成为了一名党员。

组织交给了罗广斌一个大任务，就是劝说自己的哥哥罗广文率部起义。

罗广斌深知责任重大，马上启程回家。国民党的特务们消息非常灵通，很快得知了罗广文回来的目的。

特务头子徐远举深知此事极为复杂，他害怕开罪罗广文，先向他致电。

罗广文也是非常为难，如果他不让徐远举视而不见，肯定会给人留下把柄。

可是，他又怎么忍心，亲自下令逮捕亲弟弟呢？

在一番内心天人交战之下，罗广文给徐远举回了电话，他语重心长的说道：“人是一定要抓的，不能因为他是我罗广文的弟弟就特殊对待。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们不能伤及他一根毫毛。”

徐远举的行动非常迅速，当即在罗广斌的家中扣押了他。

特务们先是把他关在渣滓洞，又将其带到了白公馆，这里有很多被捕的革命同志。

这些人认为，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进来就是要策反他们。

罗广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狱友们的信任，他积极参加了狱中战友为庆祝解放战争胜利而筹办举办春节联欢的一系列活动，又参加了发行《挺进报》白公馆版的一系列秘密斗争。

关于组织上的事情，他只字不提。

徐远举眼见着罗广斌是块硬骨头，还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只好找来了罗广斌的父亲。

老爷子一见狱中的儿子蓬头垢面，瘦骨嶙峋，心中悲愤万千。

他自责的说道：“都怪我，都怪我，当初就不应该拦着你谈恋爱，也就不会有后边的事情。”

罗广斌安慰道：“这件事与您无关，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您不必自责。”

接着，罗老话锋一转，说道：“只要你承诺，以后和共产党再无牵扯，这些人就会把你放了。”

罗广斌厉声说道：“这是我的信仰，请您不要插手。我如果放弃信仰，无异于放弃生命。”

眼见一番劝说无果，罗父只好悻悻而去。

褪去黑暗，迎来光明

在渣滓洞的监狱里，罗广斌与他的入党介绍人江姐再度重逢。

可此时的战友已不再有往日的光彩，她被特务们折磨得早已不成人形。

罗广斌亲眼目睹着特务们给江姐坐老虎凳、喷辣椒水、用吊索将其吊起、将带刺的钢鞭插入她的躯体、用撬杠一遍又一遍的击打、接着再将电流注入其全身，还把竹签一根一根的钉进她的十指。

可罗广斌了除了扼腕叹息与悲悯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只要江姐肯说出组织，在重庆的活动地点以及下一步计划还有主要领导，她就能够解脱，但江姐尽管生不如死，忍受着剧痛的折磨，也是一字不说。

这种精神令罗广斌深受鼓舞，他决心，要把江姐的故事写成书，要让江姐流芳百世。

罗广斌在监狱里每天都会有噩耗来袭，而他听闻的唯一一个好消息，大抵是新中国在北京成立。

罗广斌极为激动，他用红色的背面制成了一面五星红旗，以表达他的心意。

可正是这个举动惹恼了国民党，他们眼见无法从这群“狱中君子”口中得到想要的信息，直接对其进行屠杀。

一番腥风血雨之下，白公馆的“难友”们，只剩下了19人。

罗广斌趁势在白公馆举行暴动，带着大家逃出生天。

后来，罗广斌曾在他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那段惨绝人寰的景象。他在1958年还又写下一部小说《红岩》，为江姐讴歌赞叹，发表后感动全国。

也正是这本书，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江姐的英雄事迹，了解到了罗广斌对革命的执著。

出狱后的他，积极与哥哥进行联系，罗广文也在罗广斌和一众解放军同志的劝说下，选择了弃暗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