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经：一个被“历史”刻意掩埋的“强者”
编者导读：
自清朝伊始，人们对于郑经的评价始终停留在众说纷纭的地步。一部分人认为他功高盖世，在统治期间，为促进当时台湾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做出过不可小觑的贡献；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其“不务宏远，偏隘器小且好博弈渔色”。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深耕种，通鱼盐，安抚土番，贸易外国，向之惮行者，今喜为乐土焉。——阮旻锡：《海上见闻录》
为人不务宏远，偏隘器小，不能和辑诸将，好博弈渔色，下多叛者。——郑达：《野史无文》
那么历史上的郑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对他作出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以及如上所述的“不务宏远，偏隘器小且好博弈渔色”等负面评价强加在其头上是否有失公允？有鉴于此，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来对郑经本人做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研究。
郑成功画像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嗣位之争
自古以来，每逢权力授受之际，往往会爆发内乱。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五月，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郑成功在台湾不幸病逝。郑成功的离去，让偏于一隅的“明郑政权”再度陷入一层厚厚的阴霾之中。统治地位该向何发展、延平王之位该落入谁之手等一系列丞待解决事务牢牢地缠绕在这一仍奉故明王朝为正朔的年轻政权身上。
史料记载，参与延平王位之争的人员主要有两大党派，其一乃郑成功之弟郑袭，党羽主要为后冲镇黄昭等人；其二乃郑成功之子郑经，党羽主要为左冲镇黄安、忠振侯洪旭等人。其余诸臣则基本处于依违观望的状态。起初，“拥叔派”借郑经“乱伦”、“拒父”等罪名，伪造郑成功遗言，拥郑袭护理王位，同时秘密联络驻镇于金门的郑泰并与其结为同盟。除此以外，满清统治者在得知“明郑政权”爆发内乱之后也趁机发起一波猛烈的攻势欲求诱降郑经。显然，这一时期的郑经不仅面临着“王权”旁落的艰难处境，还需要以一种恰为其当的方式去应对清政府发起的攻势。毫不夸张地讲，这两道“关卡”中只要出现任何一处差池都有可能葬送了郑经及其党羽，甚至葬送了整个“明郑政权”。
好在郑成功没有看错自己的儿子，年仅20岁的郑经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不仅顺利剪除了郑袭及其党羽势力，还巧妙地摆脱了清政府发动的攻势，为发展自身实力抵御清廷创造了短暂的时机。
郑经画像
02、铲除郑泰
纵观整个嗣位之争，还有一人不可忽视，即曾与郑袭有过一丝勾结的郑泰。至于郑经在剪除郑袭一党势力之后为何迟迟没有对郑泰下手，在笔者看来，郑泰在整个“明郑政权”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是一个相当大的干扰因素。在经济上，此人于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接替洪旭任职户官，掌管整个郑氏集团的财政贸易大权，史料记载此人：
积资百余万，别以四十万寄日本国。
从上述事实足以见得此人的经济实力。除此以外，在军事上郑泰同样有着令人畏惧的实力（郑泰死后，郑泰之弟、之子率官员四百余名、大小船只一百八十余号、人员上万以及郑泰遗留下来的百万家财赴泉州降清，使“明郑政权”的实力损失惨重）。一个各方面实力都如此强悍的人，在“明郑政权”的继承问题上曾与郑经相向而驰，必然是很容易招致郑经猜忌的。因此，就郑经本人乃至整个郑氏集团日后的利益而言，铲除郑泰也是郑经作为“明郑政权”最高统治者必不可走的一步棋。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在谋臣陈永华的辅助下，郑经成功诱擒郑泰。此后，郑泰之弟、之子率众降清，得知逃生无望的郑泰最终自缢而死。至此，郑泰势力被一举剪除。郑泰势力的泯灭，从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郑经在整个“明郑政权”中的地位真正被确立。
时至境迁，有人说郑经此举虽然将郑泰势力的野心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可谓是得不偿失。那么，郑经诱擒郑泰的做法真的是错误的吗？在笔者看来，就整个“明郑政权”当前所面临的大环境（荷兰殖民者正企图勾结清政府对台湾发动攻击）而言，郑经此举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郑泰虽然在延平王之位的继承问题上与郑经有所分歧，但终究他还是属于整个“郑氏集团”的重要一员，在对外反清问题上始终是与郑经站在一个阵营的。但长远来看，郑经此举也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郑泰的自立门户之心已然是昭然若揭，如若不尽快铲除，对整个“明郑政权”的未来发展来说必然是会产生阻碍作用的。综上所述，与其说郑经此举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如说是“壮士断腕”。
03、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及军事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六月，荷兰总督在获悉郑成功的死讯之后派出12艘夹板船、1284人组成的渡海远征舰队由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海军提督的巴尔塔沙·波特率领驶向福州，欲求与清政府组成攻郑联军。而此时的清政府海军方面建设较弱，想要攻克郑氏集团不得不倚靠外来力量的辅助，就这样清、荷二者在联合攻郑方面的意见达成一致。十月，清荷联军猛扑金厦，尽管在周全斌的率领下于乌沙港重挫清军，但最终金厦尽失。翌年，郑经率众全线退守台湾，“郑氏集团”在内地的抗清基地彻底不复存在。在经过数次的摩擦之后，海上形势暂时归于平静。
作为“明郑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郑经则利用此刻相对平稳的形势，着手于发展台湾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以求进一步的生存。在此期间，重用谋臣陈永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下面笔者分别就经济、文化以及军事这三方面做一个具体的阐述：
经济上，郑经和陈永华二人重视农业的发展。他们继承郑成功生前所制定的政策，“课耕积粟”，“分配诸镇荒地，寓兵于农”，平时在各地驻地屯耕，积累粮食，战时则利用平时积累的粮食资源维持战斗。客观上讲，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所谓的“屯田制”，表面上看这一制度在17世纪时期显得有所落伍，但实际上对于发展当时台湾的经济来说是十分适宜的。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不仅扩大了台湾当地的耕地面积，而且还为当时的统治政权分担了相当可观的财政压力。除此以外，郑经等人又大力提倡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开展跨国贸易等良性政策。其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遣商船去各港采购船料，“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
文化上，陈永华向郑经建议速建圣庙，立学校，以纳有用之才。此后不久，台湾成功开始了类似于内地科举制的兴办。军事上，郑经也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原有的23镇系统（即五镇系统5镇、卫锋系统5镇、援剿系统4镇、宣毅系统3镇、五兵系统5镇及五常系统1镇，共计23镇）进行改进，将部分兵镇编入亲军，以增强亲军的实力，同时又仿效明朝的侍卫亲军制度组建了侍卫、勇卫二镇。除此以外，为了集中火器优势，郑经又单独组建了一支西洋火器兵镇，即护卫镇。其具体军队驻防如下：
从以上三方面所述，可大致的推出这么一个结论：将“不务宏远，偏隘器小且好博弈渔色”等这类负面评价强加于郑经头上确实是否有失公允的，历史上的郑经也绝不会是电视剧上所演绎的那般平庸无能。（声明一下，笔者并没有想通过此文来给郑经“洗白”，只是站在历史真实的层面，以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去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研究历史，更何况清王朝已化为灰烬。如有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朋友海涵。）
参考文献：
黄玉斋：《明延平王三世》、《郑成功与台湾》
陈昕：《郑经研究》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