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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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文艺思潮或白话文运动的过程
早在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内部已有文言和白话两套书面书写系统。作为雅文学语言文字基础的文言系统视白话系统为“鄙俗”的存在,虽然雅文学有时也吸收某些俗文学文类形式的营养,但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领域和逻辑。到了晚清,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士大夫开始重视民众的存在,以共同担负起国富民强的奋斗目标,应对世界民族之林的竞争。这一神扰倾向表现在文化领域,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在“利俗”姿态下,士大夫开始倡导“鄙俗”的白话文。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白话并不是文言的依附,或完全为文言所排斥,它有着自己独有的功能。以至于在晚清就已有人在书面书写系统中,初步提出了以白话替代文言的主张。同时,我们也看到基于清末民初白话文的发展水平,这时还只能说看到了中国现代书面语系统转型的趋势与可能。晚清白话文运动在发展中展现了自身许多的悖论,它也许只是达到对中国古代文学格局冲击的效应,并没有在此时成熟得成为公认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程度。但是,如果从长久来看,它也为以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奠定了一个现实的阅读基础,因而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应当说在任何一种语言中,书面语都是在口语基础上的整理和规范化,因此口语和书面语有所距离是正常的。但是,当这种距离被拉大到了相当的程度,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晚清士大夫在异域文化的参照下,发现了“言文不一致”这一突出事实,从而引起了对自身深层文化结构的种种反思。在“言文一致”的倡导中,士大夫将语言文字作为一项维新的文化事业来进行,开拓出许多新的社会文化的实践空间。较之文言,以“言文一致”的标准来看,白话无疑更为接近口语,无疑更为明白晓畅、贴近下层民众,是天然可资利用的资源。
晚清士大夫对白话语言的选择的侧重,不在于文字本身的艺术性,而在于实用性和宣传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为下层民众取得一种通俗的文字的本身,实际上就已为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的一统性和固定的雅俗格局带来了明显的变化,从这里,已经隐约看到中国近代以来的语言文字变革的主要思路一“中国的语言运动,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不存在摆脱汉字符号的问题,也不存在以语音为中心重新创制书面语系统的问题。……白话文运动是在贫民/贵族、俗/雅的对峙关系中建立自己的价值取向。白话文运动的所谓‘口语化’针对的是古典诗词的格律和古代书面语的雕琢和陈腐,并不是真正的‘口语化’。实际上现代语言运动首先是在古/今、雅/俗对比的关系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书面语与方言的关系中形成的,即白话被表述为‘今语’,而文言则被表述为‘古语’,今尚‘俗’,古尚‘雅’,因此,古今对比也显现出文化价值上的贵族与平民的不同取向。”所以,晚清白话文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的基础更多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雅俗格局的内部进行颠覆性调整上,核心是“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的问题”。
二
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后来此文在他自己所办的《无锡白话报》上又作发表,再后为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转载,仅此就不难看到此文广泛的影响——它是近代以来白话文运动的经典文献。
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首先凸现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对象,裘廷梁看到:“人其国而智民桐巧多者,靡学不新,靡业不奋,靡利不兴,君之于民,如脑筋于耳目手足,此动彼应,顷刻而成。人其国而智民少者,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湮;士无大志,商乏远图,农工狃旧习,盲新法;尽天下之民,去光就暗,蠢蠢如鹿豕,虽明诏频下,鼓舞而作新之,如击软棉,阗其无声,如震群聋,充耳不闻。”很明显,白话文使用的目的是要使“群聋”的民众发展为“智民”,可以有能力响应官方的“明诏”,振兴社会的各阶层的实业。
那么,如何成为“智民”呢?裘廷梁把全部的矛头指向了文字——既有的文言书面书写系统上:“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此文言之为害矣。””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裘廷梁的论点是基于一种与中国古局瞎键代文学相异的工具语言观:“于是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然后,裘廷梁以语言文字的初始阶段说明,“言”、“文”原本是一致的,也应当一致。中国“五帝”、“三王”时期,言文是合一的,春秋开始“为文言矣”,最后造成了言文不一致的严重后果:“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似乎是“今不如古”。
因此,可以说晚清白话文倡导的基础基本是建立在“言文一致”的命题上的,裘廷梁直接将白话视为“言文一致”的表现,以说明“文言”之害,并提出了中心观点:“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弊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廑廑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在这样的条件下,古代书面语体系中的“文字”的地位就不得不大为下降:“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且夫文字,至无奇也。仓颉、沮涌,造字之人也,其功与造话同。而后人独视文字为至珍贵之物,从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创造文字之旨也。”基于语言文字的工具观,裘廷梁区别了文言与白话,并提出以白话翻译原有的文言典籍:“文言也,白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必欲重此而轻彼,吾又乌知其何说也?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目群经,日诸子,日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由此,裘廷梁完成了其白话文倡导的大致构想,其中“更无精粗”表明了试图模糊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文言、白话系统巨大的界限的努力。
接着,裘廷梁进一步说明了白话推行的益处:一日省日力、二日除骄气、三日负枉读、四日保圣教、五日便幼学、六日炼心力、七日少弃才、八日便贫民——基本上全面囊括了白话文的社会功能,展现出新的文化普及 空间。裘廷梁以中国“成周时”、西方“耶氏之传教”和“日本用白话之效”,具体说明在社会文化中,白话的采用对教育、宣传、实业、国势的决定性作用。全文的结论为:“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三
纵观《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可以看到晚清白话文运动倡导中两类正面的范式:一是中国上古的“三王”、“五帝”,最晚也是西周时期;一是西方文化以及几乎同一时期日本的言文运动。之所以以它们为榜样,其实全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在言文一致基础上使用了白话文。这两类榜样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并未作任何的区分。换言之,这只是为了证明某种观念而存在,因此说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倡导是理念先行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人为的设计。且不说“三王”、“五帝”的例子显得太为遥远与飘渺,西方与日本的例子又是一种极大的提纯,以至于形成某种语言对社会文化生活的“白话决定论”。中国上古时期的言文一致也好,西方日本的言文一致也好,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系统的转换中,即在固有的文言系统与白话系统转换中找到一个支撑点。
由此可以说,晚清白话文运动基本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内部调整,其视野基本未涉及到外来影响下语言文字的新变问题。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中国上古时期与西方、日本无差别地拉到一起做言文一致的正面榜样,也说明了晚清白话文运动还没有能力意识到古白话的现代发展这一重大课题,即是由于历史发展之实际情况还无法区分古白话与现代白话——这是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的一个基本特色。另还值得注意的是,裘廷梁正面范式之一的“三王”、“五帝”的盲文一致的例子,远不如后来胡适《白话文学史》对宋元话本、元曲、明清小说的衔接来得切实。
《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的“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命题,是基于言文一致命题的考量,对语言文字功用的逻辑带来的必然是语言工具论的观点,在具体历史阶段,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显得较为激进,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建立了“音一话一字”的等级构成,降低了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对文字的独尊,那么随即产生一个问题:这是否就等于语音中心主义了呢?我们认为文字地位的下降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仍无改文字在书面语体系的主导位置。文章中始终贯彻的是对文字——无论文言、白话——的关注,言文一致的命题也是对书写体系转换的一种论证,并非要取代了文字的作用。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命题与文学无涉。从表面上看,裘廷梁的白话文倡导是根本性的书面语体系转化,其中“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的论断是相当激越的,与晚清白话文运动向下层民众推广白话文。文学语言仍要采用“雅洁”的文言的普遍观点似乎有所不同。但实际上,《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白话的提倡之于“文学语言”完全是一个“盲点”,裘廷梁绝对没有心思去“再造”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他倡导白话的全部关注点在于在功利基础上与社会实用发生联系。在裘廷梁列举的“白话之益”中有“四日保圣教”内容,白话的提倡与圣教并行不悖,这里包含了一种深层的价值建构,即在提倡白话的同时,仍以中国古代文化价值观念将白话以经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化。在此,中国古代文化的雅俗格局无疑仍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于是裘廷梁努力的实质仅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雅俗格局允许的弹性范围内,尽量开拓出新的空间。
四
《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影响极为深远,笼罩了整个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思路走向,当时士大夫多有附和之论,成为一种时代的文化共识。另外,有意思的是,支持康有为戊戌变法获罪的文廷式以“中国文不繁”的姿态加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文廷式对晚清语言文字变革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似乎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潮流背道而驰,因而显得卓然不群。在此,我们继续分析文廷式的《罗霄山人醉语》一文——文廷式在其中以晚清士大夫罕见的、较为深入的语言文字分析方法,同样实质性地面对了晚清白话文兴起的时代重大课题,并且思路相当独特,与裘廷梁等人一道,实际上共同代表了晚清开明士大夫对于白话文的主流意见。
文廷式看到了晚清语言文字变革的潮流,并且在一般认为中国文字难写、难认的现实情况下,作惊人之语:“今日欲改文字以归简易者,余所知已有数人。度世变之亟,或不免行之,然余谓中国文字,自是天地间最简之学”,似乎与裘廷梁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这里应充分注意“文字”一词在文廷式论述中的具体含义,它不是单指文言,而是包括了以文字书写的文言与白话两种书面语言。文廷式谈到的“文字”问题,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文言与白话的分野,而归之于统一概念的“文字”,这样的策略无疑大大提高了白话的地位。文廷式论点的展开是与在晚清中国文化界有广泛影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讨论中呈现和层层推进的。他们首先谈到:西人李提摩太,尝谓“中国文繁”,余应之曰:“中国文不繁。”李提摩太请其说,余告之曰:“西人拼音,凡数万音,而中国所用之音,不过数千,其简一也;西人字典不下十万字,其常用之字,亦将近万,而中国所有之字,除别体伪体外,不过一万,所常用字不过四千,其简二也。且数千之音,大半分以四声,道之语言,则平上去三音不甚分别,是音尤简矣。各国语言凡衬字余音皆著之笔画,中国则以数虚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此所以已简而足用也。”
很明显,文廷式的“比较语言文字学”,是以文字和声音在书面书写系统中的种种特点来立论的,其中很重要的是反映出对文字的重视和信心,虽然未必就是正确的,但符合晚清白话文提倡的以文字为中心的书面系统转换的核心内容。然后,他们谈到:问曰:“然则中国学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犹有文理不通者,其故何欤?”余曰:“此求工、求雅之过,非文字之咎也。中国文法,大半沿之周秦汉者十七八。沿之唐宋者十二三,若近千年之名物,则不登于文字,近五百年之语言,则不书之简牍,是学者读古书,通文理,其中已兼两次翻译之功,安得不迂缓乎?”
文廷式将言文不一致的中国古代雅文学语言,看成“已兼两次翻译”,应该是颇为精辟的。这里,明显对中国古代雅文学语言进行了批评,并且还包含了一种前提条件,即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存在着两种形态一一是“求工、求雅”的语言,一是“中国文不繁”的语言,作为书面语体系,他选择了后者。文廷式接着更为具体地说道:且闾里之女子,乡间之细民,但能阅戏文、看小说,不一二年,便可亲笔写家信。若谓非十年不可,岂此等人之聪明,转过于在塾肄业者乎?故但令识字能书之后,即改学化学算学等艺,度其用文字之功,虽至愚之人,三年无不能操笔记事者矣。以是言之,不必再造简便文字也。
戏文、小说、家信等白话文实践的正面列举,明显包含了对白话文的倡导,是视白话为一种便捷的工具,最终文廷式的看法与裘廷梁的观点殊途同归。而且,文廷式发展了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的某些空白领域。如“不必再造简便文字”的命题,再一次确认了白话文运动中的文字先导问题,并与其时的一些语言文字改革的思想划出了距离。文廷式与李提摩太对话的继续:或曰:“日本高丽何以皆有本国简字,中国独不宜效之乎?”余曰:“日本高丽语言本与中国不同,且其言必兼用起语收声,而后人人能识,若中国则各行省虽有言语不同之病,而一字为一言,则举国同之,不必再学各国拼音之法,转令民间多一事也。惟中国骈体诗赋等作,必敷陈古事,不作今言,此则施之今日,不过绣其声蜕,当任学者自为之,无容过为鼓舞可也。”
“本国简字”、“拼音之法”,这是晚清切音字、国语运动倡导的核心内容,文廷式的拒绝姿态显示了在书面书写系统转换中坚持文字主导的立场,也显示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实质性区分。值得注意的是,文廷式的思路初步接触了文学语言的问题。他对骈体诗赋语言“不作今言”的批评,只是要求“当任学者自为之,无容过为鼓舞可也”,淡淡一语扫过。由此可以看到,由于历史的具体发展情况,晚清士大夫的白话文倡导还无力在文学创作语言上有大的作为,只是对准了下层民众的“利俗”的文化普及,并未触动到汉字本身,只是将书面书写方式通俗化,以应对当时社会对书面语的需求。
综上所述,本文基本凸显与解析了晚清白话文运动倡导的内在逻辑。尽管裘、文二人论述角度并不完全一致,思路也不尽相同,但共同揭示出一个语言文字变革的对象,甚至持大致相同的主张,这产生了一次重大的语言文字变革的空间。夏晓虹对此的表述是:“由于相互对峙的白话与文言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晚清言文合一的文体变革因此具有大、小传统之间进行调整的意义。于是,对于抱持国粹思想的学者来说,白话也并非不可接受。晚清白话写作的蔚然成风,与此一背景大有关系。”在客观上,尽管士大夫们主观上还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体系内作调整,但已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雅俗格局与大小传统的极大分裂,展示出中国语言文字在时代条件下新的发展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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