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意见」《使女的故事》第三季：用血与火书写的抗争
文｜彭郑子岩
本文涉及部分剧透，请谨慎阅读。
Hulu旗下最重要的原创作品——《使女的故事》第三季再次归来，在经过第二季的压抑与隐忍之后，所有人都期待着第三季会带来一个反抗的高潮。毫无疑问，Hulu凭借着《使女的故事》才将自己耕耘多年却不温不火的原创系列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使女的故事》之于Hulu就如同《纸牌屋》之于Netflix，从奖项到知名度都让平台受益颇丰。
与《纸牌屋》完全将视角聚焦在政治方面的尔虞我诈不同，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使女的故事》在格局上显然要宏大的多。这其中自然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作于1985年的“反乌托邦”小说的功劳，与此同时也因为《使女的故事》推出的时机恰恰应和了当下时代最响亮的呼声——女性主义的崛起，甚至可以给出一个非常直接的判断：《使女的故事》就是近几年最具有时代性与政治性的美剧作品。
如果站在原著小说的角度来看，《使女的故事》本身所传达的意义远远不止女性主张自身权利这么简单，而剧集的改编也完全将小说本身所包含的多元意味展现了出来，包括对原教旨主义、极权主义、父权社会、环境污染、网络风险等众多社会议题这部作品都多有指射。
更进一步来看，《使女的故事》这部作品其实不单单只是为女性群体而创作，正如广义上的女性主义也不仅仅是为女性的权利而抗争，对于这一概念，知名学者戴锦华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认为女性主义是女人主义，认为女性主义只关乎女性的人们太乐观了。女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平等的诉求和表达，只是一种要求包容，要求接受差异，要求尊重差异的乌托邦冲动而已。我心目中的女性主义就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种尊重、接受差异，允许个体的差异作为最重要的人类生存依据而存在。”平权其实才是这部作品的核心。
回到故事本身，《使女的故事》的背景被设定在近未来，地球遭遇了严重的环境勿扰，出生率极具下降引起社会混乱，美国政府崩溃之后在混乱中奉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政党通过血腥的革命建立了基列共和国，基列国的最高统治者为大主教，每个大主教夫妇的家中都配给有一名有生育能力的使女（Handmaid）、无生育能力的女仆以及可能作为基列国耳目的司机。最让人恐怖的一个情节便是每个月这个主教家庭将会进行一次所谓的“受精仪式”，在受精仪式过程中，使女将代替大主教夫人与大主教交媾，以此使女能够怀孕从而挽救基列国过于极低的出生率。
在原著中使女有严格的着装规定，只能身着红袍头戴白色翼帽出行。在基列国中，女性不得工作，任何反对政权者、试图逃跑者、性少数者（被称为“性别叛徒”）等等都将被立刻处以绞刑并悬挂示众。而在剧集中为使女设计的服装应该说完美契合了原著小说中的质感，鲜红与纯白的着装配色让使女群体格外显眼，然而事实上她们又是整个基列国中最没有权利的人群。
在前两季中，以主角琼为首的使女们正是时刻面对着这种无力改变的残酷现状，琼是在与丈夫逃往加拿大的过程中被抓住成为的使女，这也让她对过去的回忆与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对于小说，剧集更加直观的利用闪回的手法不断加强着这种发差，也让琼不断积累着反抗的动能。在第二季最后就当所有人为琼选择留下而错愕时，第三季第一集则非常直接的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琼选择留下来显然是出于一种斗争策略，她不仅仅是要拯救自己和孩子，而是心怀更远大的目标，而原本作为反派角色的赛琳娜在第一集后半段点燃的那一把火无疑也代表着一种觉醒，革命的暗流正在涌动。
尽管《使女的故事》本身作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原著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本人却在多个场合表示这并非一部纯粹意义上的虚构作品，因为其中不少情节都能从历史中找到来源。而即便是不去回顾历史，仅仅看看当下，也很容易发现作者或编剧说传达出的忧虑与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右翼政治与民粹势力的抬头都在不断侵蚀着个人权利与多元文化。
在阿特伍德为《使女的故事》再版撰写的新序言中，她也直言不讳的提到川普上台后保守主义对于女性权利的侵害：“美国大选后，恐惧与焦虑蔓延开来。基本的公民自由被视作受到侵害，过去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女性赢得的许多权利也遭到侵害，对许多群体的仇恨开始滋长，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开始表达对民主政权的嘲讽……”
而就在上个月，美国多个保守州都连续通过了禁止堕胎的相关法案，其中阿拉巴州更是出台了史上最严堕胎法案，妇女不得在妊娠的任何阶段堕胎（即使是被强奸或乱伦），协助妇女堕胎的医生将被判处10-99年监禁，该方案更是在该州直接推翻了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伊诉法德案的判决。也正是在如此严峻的现实背景之下，《使女的故事》剧中使女们的造型也被借鉴到了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抗议活动中出现了成群结队身穿红衣头戴白帽的“使女”，显然谁也不想目睹着剧集一步步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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