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是哪个朝代（史记是编写的哪个时期）
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到西汉时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就是司马迁以他的史学巨著《史记》，开创我国古代纪传史的体例规模，在史学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史记》产生在汉武帝时期，除了司马迁生当西汉全盛时期的时代条件之外，还有司马氏的家学渊源，以及司马迁本人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献身精神。
01、誓承父志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大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
司马迁的先世，是周朝的太史。后来家境变迁，中断了史职。他的父亲司马谈，继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学、易学和黄老学。他写过《论六家要旨》，对于阴阳、儒、墨、名、法等学派，进行过学术思想的总结。
司马谈对道家思想推崇备至，与当时“独尊儒术＂背道而驰，是一位敢于坚持己见的思想家。这种家学渊源，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自幼学过耕牧，后来随父迁居长安，刻苦攻读各种典籍，并从师于名儒孔安国、董仲舒等今古文学家，积累多方面的学术知识。
武帝元朔年间，20岁的司马迁，开始他的游历生活，实地考察许多史迹。他南游江、淮，到过会稽山（在今浙江），考察夏禹的传说；又渡忨、湘，探寻舜葬九疑山的遗迹；北涉汶、泗，到过齐鲁之都，搜集孔子和孟子的轶事；还游丰沛、彭城，采访秦汉之际的人物事迹。
司马迁通过游历访间，调查各地风俗民情，实地考察名山大川，搜集遗闻轶事等等，为后来《史记》的著述，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司马迁回到长安不久，即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从官。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司马迁奉命出使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为他了解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出使西南回来，随即赶赴洛阳探视病危的父亲，但是司马谈只留下“勿忘吾所欲论著＂的遗嘱，便与世长辞了。司马迁悲痛欲绝，表示要继承父业，完成父亲的遗志。
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正式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并整理汉廷所藏的史籍，开始为著述《史记》搜集大量文献资料。在此期间，司马迁又扈从汉武帝巡行各地，行踪甚广。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因当时所用颛顼历与天象多不合，司马迁与公孙卿、壶遂等人建议改历。五月，汉武帝诏令更制新历，以春正月为岁首，这就是《太初历》。它比旧历法精密准确，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司马迁是更制《太初历》的主持人之一，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司马迁完成改历之后，同年开始他的史学巨著《史记》的著述，但是他的壮志未酬，一场意外的横祸竟使他身陷绝境。
02、惨遭腐刑
武帝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与李陵出击匈奴。李陵率步卒5000人，转战千余里，杀敌数千人，因遭匈奴8万骑兵围攻，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
消息传来，朝中一片震动，群臣纷纷归罪李陵。当时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直言不讳，举述了李陵的为人及其击破匈奴的功绩。结果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贬损李广利的功劳，而为李陵开脱罪责，因而触怒了汉武帝，司马迁遂被下狱论罪。
他在狱中，受尽了种种折磨。随后，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他判处死罪。司马迁面对黑暗的暴政，想到“草创未就”的著述，因“惜其不成”，又无资财赎罪，最终受到了被视为奇耻大辱的腐刑。
司马迁出狱之后，在内廷任中书令的职务。这是内廷一般的办事官员，地位低下，司马迁曾自称为＂扫除之隶＂。
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他以为“诉莫大于宫刑”，想过“引决自裁＂，但又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为了“草创未就＂的不朽事业， 这位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并以古圣贤命运坎坷、发奋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用“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纪传体通史。
大约武帝征和三年（前90)，司马迁最后完成《史记》的 著述，前后用了18年的时间。《史记》完成之后，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才将它整理问世。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认为，“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据此，则卒于武帝后元二年（前87)前后。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记》，或称 《太史公书》，或只称《太史公》，现用名称《史记》，大约是魏晋期间才出现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全书130篇，分别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共526500字。
《史记》记载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天汉年间（前 100—前97)，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内容。
03、史家绝唱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首先，他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编撰体例，即后世史家所推许的“纪传体”。这种编撰体例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废，并按编年记述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 “书”记述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国史，也包括开国勋贵、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则以传记的形式，记载社会各方面的人物事迹。
其中，“本纪＂记事简要，是纪传史的“纲”，“世家”、“列传”记事详细完整，是纪传史的“目”。所以，纪传体是以历代帝王为序，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以记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发展的情况，构成一代完整的历史。
《史记》问世之后，纪传体遂为历代史家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历史编撰体例之一，可见《史记》对我国古代史学影响之大。
其次，司马迁以进步的历史观，总结古代以至秦汉的历史，使《史记》成为一部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巨著。他在《报任安书》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著述《史记》的出发点。这在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盛行之时，无异宣布与这种神学思想分道扬镳。
《史记》确实体现了这一旨意。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问题，指出邹衍的阴阳学“作怪迂之变”，又“论著终始五德之运”，是造成战国末年以来符应、机祥和鬼神之事泛滥的根源，实际上道破了“天人感应”思想之荒诞。
与此同时， 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封禅书》，记载历代帝王所搞鬼神之祀。其中以将近半数的篇幅，记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讽刺性的文辞婉转微妙。
在《封禅书》的篇末，司马迁留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长的话，即表示他因职务的关系，曾经扈从汉武帝巡行封禅，祭祀天地诸神，又目睹汉武帝、方士祀神求仙的活动，于是写下这类祭祀鬼神的事实，“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这里，司马迁表明将它公之于世，是为了揭露这类闹剧的内幕，使人们了解事 情的原委。这在汉武帝时代，确实胆识不凡。
对于鼓吹“天人感应”的神学大师董仲舒，西汉时即被人视为“群儒首”，甚至誉为“有王佐之材”，而司马迁对他则持贬抑的态度。有关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史记》并无专传，只用寥寥五百余字，载于《儒林列传》之侧，位置极为次要。代表董仲舒思想的《天人三策》，《史记》不仅只字未加提及，相反却详细记述他因著《灾异之记》下狱一事，称董仲舒出狱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字里行间深寓嘲讽之意。
与揭露“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同时，司马迁更多强调人事的作用。比如在论述楚汉胜败时，他着意记载项羽失民心的大量事实，以批判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
在论述秦王朝败亡时，他引贾谊的《过秦论》，强调秦败于严刑酷法，赋敛无度，是“民危＂的结果。而且对秦末农民起义大书特书，不但将陈涉与汤武 等列，而且将他的事迹列在“世家”，予以特殊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一再肯定陈涉推翻秦王朝的历史功绩，实际上等于说明朝代的更替是取决于人与事，而非“天”或者鬼神的意志，这与他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在《史记》中多次论述。如“略协古今之变”、“终始之变”、“通古今之变”等等。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出发，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论史事，使《史记》各组成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 想。他不仅停留在“变”的观点上，还试图从中找出变化的原因。
他在《郑世家》说：“变所从来，亦多故矣。”在《平准书》也提出“事变多故”。原因何在呢？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利诚乱之始也”，认为政治上的动乱，是根源于经济物质利益。这种思想在《史记·平准书》里，就表述得更加清楚了。他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即试图从物质经济生活中，探求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
通篇《平准书》， 先记述汉初的社会经济情况，然后叙述汉初积累大量的财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治经济的变化。
类似的观点，《史记》不乏其例。如论述齐桓公建立霸业，是由于“通轻重之权，微山海之业"的结果。 魏“尽地力，为强君”。记述吴楚叛乱时，吴“即山铸钱，富垮天子，其后卒以叛逆”，认为刘濞发动七国叛乱，与其经济力量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封建神学全盛的时期，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和历史发展诸问题，大胆提出与这种封建神学思想相对立的见解，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鲜明历史观的史学巨著。
最后，《史记》打破地域、时间和内容的限制，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秦汉以前的史籍，所记载的范围，有的局限于某些地区，或者限于某一个时期；有的局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有的限于按编年排比史事，或者以对话形式叙述史实。
而首先打破先秦史籍的局限性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记载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既记载中国的历史，又涉及外国史， 还记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以及少数民族史，内容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成为一种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的史书。
《史记》所具有的上述的特点，使我国古代史学发生划时代的转变。《隋书·经籍志》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 我国清代以前，历代编修本朝史或前代史，无不仿照它的体例。《史记》为我国古代历史学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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