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胡共富之争，跨越历史时空
共富是近期的热门话题。
一位不太知名的媒体人李光满，写了篇颇为轰动的文章，说共富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马上写文章反驳说：这是误判和误导，李某的文章对形势做了不准确的描述，使用了 “摧枯拉朽”、“刮骨疗伤”等夸张的语言，给人印象是要搞运动式革命，背离了国家的大政方针。
胡总编不愧是体制里的资深大V，在政策把握方面，拉下李先生好几条街。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朝代更迭，周而复始的核心就是公平问题。
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公平和效率依然是社会治理的永恒主题。
2017年，在一战的余烬中,诞生了“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人类第一个公平社会苏联，在短短几年时间，苏联缔造了20世纪历史神话。
就在“苏联神话”鼎盛时期，年仅30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质疑苏联“经济奇迹”是否可持续。米塞斯认为，没有经济自由，追求人为设计的公平，终将会走向普遍贫困。他的逻辑非常简洁：价格反映消费者需求和商品稀缺性，一旦人为的计划消灭了自由竞争，价格会被扭曲，生产就失去了尺度。结果必然是生产者为了虚假的需求做无用功，整个经济体走向衰亡。以此为基础，米塞斯写了一本巨著《社会主义》。米赛斯的信徒至今不衰，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哈耶克。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理论界倾向认为，米赛斯的理论破产了。苏联由于所有生产资料归政府所独有，躲过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关心劳苦大众”的苏联，迅速成为摆脱萧条、弱国变强的“救世良方”。当时的德国、中国，甚至美国和阿根廷，都在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
显然，有些结论下早了。60年后，苏联模式不复存在。苏联解体前，应验了米塞斯预言的商品短缺，经济衰退。
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美国学者索维尔认为：底层冲突是“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这两种思维的冲突。
圣化构想，不关心现实条件，一切思考围绕理想社会的模型展开；悲观构想，从来不敢苛求完美，也拒绝给出任何“包治百病”的药方；只是运用逻辑和事实，指出明确的悖谬和“最不坏的选择”。
回到本文开头，两位媒体人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环球时报胡总编不同意用“摧枯拉朽”、“刮骨疗伤”的革命方式实现公平，也就是不同意那种可能带来普遍贫穷的 “圣化构想”。我们政府相关部门也再三声明：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不强制企业家捐款。毕竟，共同富裕还要靠这些企业家把共同的蛋糕做大。做大蛋糕，再分配就相对容易了。没有了蛋糕，再公平又有什么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