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的历史遗憾：为共和而战，却促成了专制
1913年9月4日，孙中山力排众议后坚定发起的“二次革命”讨袁行动随着南京城失守而彻底宣告失败。
这场以保卫辛亥革命成果和反对独裁统治为宗旨的革命战斗，虽是众多革命党人浴血坚持的真实写照，却也不可避免的暴露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矛盾与缺陷，最终成了昙花一现的历史遗憾。
“二次革命”期间宣布独立的省份
换句话说，原本是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战，最终却成了“窃国大盗”袁世凯扫清障碍、顺利施行专制统治的最大支持。
1913年3月下旬，接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关于“入京组阁”电文的宋教仁满怀信心的准备乘火车由上海北上进京。
此时的他作为以一己之力促成国民党在首届国会选举中胜出的关键人物，可谓是春风得意、志在必得。他毅然否定了陈其美和于右任等人的安全提示和警告，执意选择了效率更高的火车为出行工具。
殊不知，这一决定最终让他在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也留下了无法挽回的功败垂成遗憾。
尽管受侦察手段和行政干预等多类因素的综合影响，宋教仁遇刺一案最终在完成官方的基础调查后象征性将主犯处置情况公之于众，以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匆匆了结了一桩民国大案，但作为新生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创立者的孙中山却并不能因此而充分说服自己。
民国初年担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
无论基于怎样一种事实依据或主观判断，他都坚信幕后主使舍袁世凯而无他人。也只有充斥独裁野心的袁世凯，才会将不太“安分”的宋教仁视为自己专制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毕竟从事后对方授意组建进步党以及分化瓦解国民党的娴熟操作来看，一切都似乎是蓄谋已久的按部就班行为。
当然，仅凭宋教仁遇刺事件引起的舆论风波显然不足以成为他名正言顺的发动讨伐袁世凯独裁专权的理由，他必须为此寻找一个足以让国民党内信服、让社会大众接受的事实。
是狐狸就总会露出尾巴。同样，一个具有权力欲望和专制野心的政治家也很容易在不经意间被对手捕捉到细节上的弊病，继而通过舆论的公开扩大化使之成为向自己权威性发起挑战的最有力证据。
影视作品中的袁世凯
民国成立前后，袁世凯在与孙中山历次交手中均处于上风，这既是“外共和而内君主”的权谋手段所致，也是自己坐拥北洋六镇的军事力量使然。或许是尝到了硬实力带来的甜头，亦或是对缺少武装力量且分裂涣散的革命党人稳操胜券，总之，袁世凯飘了。
他未经国会批准而私下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高达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主要用以强化长江以南的军事部署，对外美其名曰“防止别有用心的不轨党徒借‘宋案’和‘大借款’向民国大总统发难”，对内实则是积极整军备战，力求一举消灭占据南方五省国民党的前期准备。
有了钱就等于有了军费开支和武器购置，这自然让袁世凯更加有恃无恐起来。当年5月中旬，他先是取消了黄兴的陆军上将资格，而后将任职于江西、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籍都督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先后免职，形成一种对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派公开的威胁压力。
时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
从有利的一面来看，袁世凯的种种僭越行为已经触及了《临时约法》的底线，是对法律和组织机构的蔑视，这正是孙中山赖以振臂一呼、高举讨伐义旗的最正式、最响亮口号。
与此同时，不利的因素也非常明显。基于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国民党内部涌现出的人心涣散和意见分歧变得不容乐观：先有胡汉民、陈其美以时局不利回绝了孙中山的发难主张；后有黄兴直言不讳的表达反对武力抗衡北洋军的意见；而后，又有汪精卫、蔡元培等人联合张謇共同为实现南北双方再次和谈而多方奔走努力。
尽管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孙中山依旧坚持以起义行动来彰显革命党人捍卫辛亥硕果的决心。
这种决心，大概可以理解为：我现在虽然无法完全战胜你，但我却可以用一次又一次的实际行动来动摇你的统治根基，最终彻底将你击败击垮。
影视作品中孙中山与袁世凯会面场景
这是时过境迁后孙中山依旧能被冠以“民主革命先驱”至关重要的一点，不在于他自身经历了多少革命的成败得失，而是在屡战屡败后依旧能保持一种屡败屡战的不屈意志，凭借这种意志，他可以百折而不挠，沧桑而不衰。
随后，一场由孙中山策划、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行动，在被袁世凯解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发难下轰轰烈烈上演了。
早在战前，对国民党内部一盘散沙、互无联系的现状洞若观火的李烈钧也曾预言交战后自己将很快落于下风，但他依旧凭着内心“为个人争人格、为民族争共和”的执念坚决扛起了起兵讨袁的大旗，他的内心是复杂的，却也是纯粹而坚定的。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成立讨袁军，旋即与袁世凯任命的九江镇守使李纯所部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时任九江镇守使的李纯
这是继辛亥年末南北议和后，华夏大地上南北两军的再一次以死相拼。只不过，这个过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未及世人期待的革命高潮到来便已悄然落幕收场。
李烈钧在外有北洋军不断增兵添炮的强大支援、内有要塞阵地守军变节叛乱的腹背受敌形势下不得已开启了收容退兵模式，北洋军一路平推直入，讨袁军则溃散而逃，江西境内燃起的革命烈火迅速被袁世凯扑灭殆尽，彼时距离“二次革命”正式爆发仅过去37天时间。
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近代史上，江西似乎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神奇地域。从九江起义到“二次革命”，从护国讨袁到护法运动，直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它都是当之无愧的孕育革命的“红色摇篮”。
而土生土长的江西“老表”李烈钧，几乎出席了民国初期的历次武装革命斗争。正是他的这份执着，让孙中山坚定了以他为主体的革命讨袁行动，也正是他的振臂一呼，让“二次革命”之火得以在江西扑灭后继续在其他地区熊熊燃起。
与李烈钧江西举义同时进行的，是黄兴在国民党核心地带南京举行的军事部署行动。不知是因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争议剧烈所影响，还是孙中山与黄兴个人权衡利弊后的考量决定，总之，这次公推的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人选是曾被视为能与袁世凯一较高下的晚清名臣岑春煊。
曾任晚清“两广总督”的岑春煊
尽管对方欣然领命，但残酷的现实阵容却并未成全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也没有成全革命的发起人孙中山。
当年7月29日，在占据装备和战力优势的北洋军长驱直入下，讨袁军兵败如山倒，古老的南京古都被迫再一次对外宣布放弃独立，指挥讨袁行动的黄兴和孙中山二人，也在袁世凯的权力驱逐下，黯然踏上了再次流亡海外之路。
也正当二人开启流亡征程之际，身处南京的一介名不见经传的文人革命党何海鸣率领最后的仁人志士打响了“二次革命”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南京保卫战。易攻难守的南京城和势单力薄的革命党人相结合，无论如何都很难让人将其与一场持续19天之久的惨烈保卫战联想到一起，但事实却是摆在面前无可辩驳的：北洋军在冯国璋的猛烈炮击和张勋的疯狂进攻下，最终以炸开城墙的代价换得南京陷落。
“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
轰动一时的“二次革命”在南京城落下了帷幕，尽管四川仍有此起彼伏的连绵枪声，但那已是倾向于军阀私斗的内部力量角逐了，真正意义上的讨袁行动已经以失败告终。
此后，袁世凯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得以进一步巩固提升。由他提议组阁的内阁总理熊希龄得到大多数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议员通过，令他有所忌惮的云南都督蔡锷和辛亥元勋黎元洪被调入京中任职，权力障碍几乎全部清除，剩下的便是正式选举自己为民国大总统了。
他以得到列强的国际地位承认为由，将大总统选举置于巩固共和政体的关键位置，继而实现了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破例”之举。
很难理清袁世凯对这一天的期待究竟付出了多少精力和时日，但可以肯定的是，“二次革命”的发起和失败为他顺利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提供了最大的协助支持。战争的主动权和胜利结局早已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他借此实现对广大商民渴望法制、反对战争的因势利导，并争取到可能因在华利益受损而反对战争的长江中下游盘踞列强们的支持，继而为自己荣登“大总统”宝座扫清一切威胁和障碍。
民国国会旧址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致、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领导，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混乱等弱点，都是枭雄袁世凯的强项，在外有列强支持、内有统一机关和军队系统的基础上，他只需争取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便可不费力气的完成自己的专制梦想。
对孙中山而言，他最擅长的舆论攻势在袁世凯面前轻松被分化瓦解，这既是对方的实力基础所致，也是自己在大势面前操之过急的主观情绪所起。
当然，话说回来，全力谋求专制独裁的袁世凯一时得以居庙堂之高，却并不能永远抑制内心膨胀的权力欲望，久而久之，他必会面临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继而为自己的飘飘然买单。
孙中山纪念堂外景
这一点，又恰是他短于孙中山的地方，因为对方身上有他无法摧毁且无法理解的一种“固执己见”：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