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配享太庙不是古代功臣的荣耀，反而是帝王精心设计的陷阱

公元前68年，长安城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权倾朝野的大司马霍光病逝，汉宣帝以帝王规格将其葬于茂陵，赐谥"宣成"，命其配享太庙。

二十年后，霍氏家族却因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汉宣帝下诏将霍光牌位移出太庙。

这场戏剧性的历史轮回，揭开了"配享太庙"制度残酷而真实的面纱——这份看似无上荣耀的追封，实则是帝王精心设计的陷阱。

周代奠基，太庙初成

太庙制度始于周代，那时《周礼》便有着明确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

在当时，太庙作为祭祀先祖的场所，承载着对祖先的敬重与追思，周王朝的天子们，在特定的时节，身着庄重的祭服，率领着一众臣僚，步入太庙之中。

在香烟袅袅中，天子带领众人向祖先祈福，祈求祖先保佑周王朝国祚绵长、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

太庙，是周王朝维系家族传承、凝聚统治阶层向心力的重要纽带，是国家精神象征的核心所在。

汉武首开，功臣配享

到了汉武帝时期，功臣配享制度开始出现，元狩六年（前117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成为首位配享太庙的异姓功臣，其祭位被设在汉武帝祖父汉景帝庙中，霍去病，这位年轻的将领，在战场上屡立奇功。

他率领着汉朝的精锐骑兵，深入匈奴腹地，多次取得大捷，打通了河西走廊，为汉朝的疆域拓展立下赫赫战功，汉武帝将他配享太庙，是对他功绩的高度认可。

但这种安排背后，实则暗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一方面，彰显了皇恩浩荡，让天下人看到皇帝对功臣的重视与厚待；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将功臣的荣誉牢牢绑定在皇权体系之下。

从此，功臣们的功绩不仅属于自己，更与皇权紧密相连，进一步巩固了皇权的统治地位。

唐代规范，制度完善

唐代，配享制度的具体规范得以完善，《唐会要》记载 “凡配享，以尚书省拟名，门下省审核，皇帝终裁” 。

在这一时期，配享的流程变得更加严谨，尚书省的官员们，根据官员们的功绩、品行等多方面因素，拟定出配享的名单。

这些名单会详细记录官员的生平事迹、主要功绩以及推荐理由，然后，门下省的官员们对这些名单进行严格审核，他们仔细核查每一个细节，确保拟名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最终，名单呈递给皇帝，由皇帝进行最终裁决，唐太宗时期，更是将24位功臣画像悬于凌烟阁，这些功臣为唐朝的建立与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中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最终得以配享太庙，这种制度化的操作，将个人功勋转化为皇权合法性的装饰，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宋明变调，权力博弈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配享标准发生了微妙变化，开国名将曹彬，战功赫赫，为宋朝的建立与统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他南征北战，平定了诸多割据势力，为宋朝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然而，他却因其子曹玮与皇室联姻才得以配享。

这一事件表明，此时的配享标准，不再仅仅取决于战功，与皇室的关系也成为了重要因素。

明代《太常续考》记载，嘉靖帝为生父兴献王争庙号时，特意将杨廷和等反对派排除在配享名单之外。

杨廷和等大臣，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反对嘉靖帝不合理的追封行为，嘉靖帝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这些反对他的大臣排除在配享名单之外。

这些案例充分揭示，配享资格在此时往往沦为皇权博弈的棋子，成为皇帝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

洪武封赏，末年清算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徐达、常遇春等六人获配享殊荣，徐达，这位明朝的开国名将，一生征战沙场，为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智勇双全，指挥若定，率领明军多次取得重大胜利，常遇春同样勇猛善战，冲锋陷阵，为明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然而，《明史》记载，到洪武末年，首批配享功臣中仅汤和善终。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为了笼络人心，对这些功臣进行大肆封赏，给予他们配享太庙的至高荣誉，但随着政权的稳固，他开始担忧这些权臣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于是，在洪武末年，他对功臣们展开了清算，许多功臣被冠以各种罪名，纷纷被诛杀，这种 “封赏在前，清算在后” 的模式，凸显了配享制度的政治表演性质。

皇帝通过追封已故功臣，既安抚了活着的文武百官，又避免了权臣坐大，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清帝权衡，功过评定

清朝雍正帝创设配享制度时，特意将多尔衮排除在外，尽管这位摄政王实际奠定了清朝入关基业，多尔衮在清朝入关前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率领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定都北京，为清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才能和远见，然而，他在摄政期间，权力过大，行为也有一些僭越之处。

雍正帝在创设配享制度时，考虑到多尔衮的功过，最终将他排除在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下诏为多尔衮平反，却依然拒绝其配享资格。

《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谕旨：“摄政有功而僭越亦彰，功过相抵不宜入庙” 。

这种反复印证了配享制度的核心准则 —— 绝对忠诚高于实际功绩，在清朝统治者眼中，只有对皇权绝对忠诚的人，才配享太庙的殊荣。

廷玉之殇，恩赏无常

张廷玉的遭遇更具讽刺意味，这位三朝老臣，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朝堂上兢兢业业，为清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参与了许多重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处理政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才能，在乾隆初年，他再三请求皇帝书面保证其配享资格，这一行为却触怒了天颜。

乾隆帝认为他对自己不够信任，怀疑他的忠诚，最终，他虽勉强保住配享资格，却在死后遭遇撤出太庙的屈辱。

这个案例生动说明，配享资格从来不是契约式的承诺，而是随时可能收回的政治恩赏，皇帝拥有对配享资格的绝对决定权，臣子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总结

统计显示，自汉至清共有327人获得配享资格，其中78%集中在王朝建立初期。

这种时间分布暴露了配享制度的本质功能：新朝建立时需要凝聚人心，配享成为最佳政治广告，随着政权稳固，皇帝更倾向于提拔新贵，稀释开国功臣的影响力。

对受封者家族而言，配享殊荣犹如双刃剑，北宋开国名将潘美虽配享太庙，但其家族在"杨家将"故事中被丑化为奸臣，可见民间记忆与官方叙事存在巨大鸿沟。

这种反差印证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论断："太庙配享，帝王之术也，非真荣也。"